有灵魂的经济学

  自从诞生以来，经济学的形象一直与枯燥、机械伴随，研究经济学的人更多地被视为书呆子。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托马斯·卡莱尔下了一个著名的断语，他将经济学称为“阴郁的科学”（dismalsci-ence）。此语也可因语境而译为“沉闷的科学”、“令人悲观的科学”等等。卡莱尔的意思是经济学家只用“供给与需求”来发现宇宙的秘密，淡化社会管理者的职责，奉行纯粹的放任自流政策，把人视为没有灵魂的、只是在不断重复沉闷劳动的主体。

  当然，卡莱尔的话受到了比他更早的英国教士、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影响。在马尔萨斯看来，人口的上涨的速度必将超过粮食的增速，最终会造成饥荒。把经济学视为“阴郁的科学”，这一观点在当时的英国并非为卡莱尔所独有，至少在许多学者看来，必须给经济学中增添很多伦理的元素，它才是一门可敬的科学。

  在后来的历史中，马尔萨斯的理论被证伪了，而同时在商业化和市场无孔不入的时代，经济学家的地位也不断变高，经济学的形象虽然依然与枯燥无味相关，但似乎被赋予了某种魔力。在人们看来，经济学家掌握着市场与社会运行的奥秘，甚至能对经济走向进行预测，在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的时候尤其如此。然而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经济学再次走下神坛，甚至抗议经济学教育学生的方式的浪潮正在西方的大学兴起。

  这是经济学本身的错吗？经济学是不是一个不近人情，也对社会没什么贡献的学科？也许把经济学捧得过高与贬得过低的两种极端都是错误的。在《高尚的经济学》一书里，英国经济学者戴安娜·科伊尔试图为经济学辩护。在她看来，近20多年里新潮的经济学思想与实践的变化，并没有充分地反映到经济学教科书里。现实是，新的经济学理论在形成，新的模型得到改进，经济学部门划分日益细密，并正在给世界发挥出更大的有益影响。

  也许正如美国金融史学家彼得·伯恩斯坦所说的：“经济学早已不是一门沉闷的科学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一直在不断拓宽，研究主题也在不断深入。但是，经济学界外部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变化。本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。”的确，很多经济学家不善于与公众沟通，而非经济学家又不熟悉经济学，或者对经济学怀有偏见。而这本书的作者科伊尔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，兼任政府顾问与媒体工作，由她来做这个传递信息、弥合裂痕的工作，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  本书的英文题目是theSoulfulScience，笔者觉得译为“有灵魂的经济学”，也未尝不可。因为贯穿全书的主旨是，经济学始终在关注人类的真实生存境况，以一种温暖的方式促进着人类幸福水平的提升，并与伦理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交融。经济学家并不是遗世独立的怪客，而是始终在参与对这样一个世界的改善。

  全书充斥着科伊尔举出的具体例子。比如，国家的兴衰是最有意思的社会话题之一，而经济学家为此做出了独特的贡献。科伊尔以世界顶尖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·麦迪森为例。麦迪森研究从公元1000年至今世界各国的经济产出和增长，运用统计方法并借助于计算机的运算能力，收集和处理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数据。这是为了回答经济繁荣的源头何在这个恒久的命题：是马克斯·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带来的“资本主义精神”，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西方对亚非拉的殖民统治和剥削，还是亚当·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所坚信的，劳动分工与贸易的增长。

  经济学家的独特方法是，让不同的理论经受严格的数据检验，用数据来证实一些理论，反驳另一些理论。麦迪森的研究表明，公元1000-1800年，西方国家经历了一场缓慢而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过程，而别的地方虽然人们的生活品质有了提高，表现为预期寿命延长或者新产品的出现，但公元1800年的人均GDP与8世纪相比没多少变化。中国则从公元1300到1900年，人均收入没有一点变化。1820年之后，西方各国的人均GDP发生了质的飞跃，而英国是这次飞跃的领头羊。在经过统计数据的检验之后，人们会发现，所谓公元1500年是历史拐点的理论并不能得到数据支持。当时西班牙刚刚从手中收复了全部失地，哥伦布也发现了美洲，欧洲开始征服新大陆并享受源源不断的白银等资源的流入。但这些要经过300年才缓慢地转化为欧洲的经济优势，为西方的统治地位奠定基础。在这一个方面，经济学家的研究改变了传统认知，并启发研究者对历史进行更深入的思考。

  另一个例子是经济稳步的增长问题。1986年，经济学家索洛在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介绍了“生产率悖论”：在美国出现的计算机等新技术似乎对生产率毫无影响，所以对长期增长也没有作用。但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，1990年代，西方国家长期平均生产率上升的趋势已经呈现。有趣的是，如果回头去衡量当年蒸汽和电力对增长的作用，我们会发现它们最初的影响也一样微小。结论是，计算机等新技术对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稳步的增长将起到加速作用。这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技，以及保持对技术进步的信心。

  在缩小国际贫富差距方面，经济学研究也一直在启迪人们的思维。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·萨克斯一直是国际援助政策的鼓吹者。在他看来，穷国现在被套在“贫困陷阱”中，因为收入太低，人们把收入大多数都用在食物和生活必需品，没有储蓄和投资，经济无法增长，只有通过国际援助来填补穷国面临的财政缺口，才能实现全球发展目标。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伊斯特利则强烈反对发展援助。他发现，在所有援助案例中，没有一例证明受援国出现了更多的投资和经济稳步的增长。如果援助资金如同天赐甘露一样源源涌入，受援国自身的储蓄动机会减弱。英国经济学家鲍尔甚至称援助是“把富裕国家中穷人的钱交给贫困国家中的富人”，因为援助资金也是来自于富国的纳税人，而最终却被穷国的精英所掌控。这会导致穷国的治理失败，挥霍的政府会执行破坏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。对援助政策的这些争论正在促进全球治理的变革。

  科伊尔又把焦点转向微观经济学：我们是因遵守传统教科书中的自私的理性经济人假设，还是接受最新的行为经济学所揭示的，开明自利的经济人假设——人们通过遵守规则来实现自身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。她的结论是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仍是大体上正确的，不应放弃。正如印度经济学家达斯古普塔所说的：“私人领域的自利并不等于不道德，也和道德无关……在讨论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时如果忽略自我的存在，从而忽略动机问题，那么要建立社会理论是不太可能的。”而美国经济学家拉泽尔是这样表述的：“我们可能允许非完美信息、交易成本和其他蹚入这池浑水的干扰变量，但我们不会对超出个体控制力决定的行为进行建模。”

  当然，科伊尔一直在关注经济学家的公共形象，这正在慢慢的变糟。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路易吉·津加莱斯警告的，经济学家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：“搞学术的人有无视‘乌合之众’的观点的倾向。毕竟，我们是这门深奥宗教的牧师。只有我们理解学术用语，理解理论所揭示的真理。据此，我们几乎总是处于公众的鄙视之中，但是我们拒绝接触这种想法，不思考产生那些情绪的任何一个原因。作为金融学学者，我们该深切地关心社会大众是怎么样看待金融业的。”

  在经济学高度数学化的现在，从亚当·斯密到凯恩斯、哈耶克、加尔布雷思，将经济学视为政治哲学与伦理哲学的一部分的传统已经终结。当年，像约翰·斯图尔特·穆勒这样的经济学家更愿意自称为政治哲学家，而今天的经济学家普遍轻视其他社会科学，模型和数学工具是他们引以为豪的资本。与此相应，今天公众对经济学的印象往往是：经济学研究质量低下、虚假，因为经济学并不能预测任何细节，继续假装可以预测无疑将让经济学家蒙羞；经济学全是专业术语，可能在电视上滔滔不绝讲这些术语的人都不明白其意思；更重要的是，经济学会为政治操纵，服务于特殊的目的。

  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与大众之间的协调沟通者，科伊尔不是试图对经济学进行批判，而是要证明，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不仅过去，而且现在依然在改变我们的生活。经济学并未脱离现实。经济学也不是资本力量的仆人，是条件反射性的右翼分子：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虽然美国经济学家不像其他社会学家“左”倾得那样厉害，但其中人的人数仍然是共和党的近三倍。在货币政策、竞争政策、环境保护、交通运输、契约设计、减少贫困等方面，经济学不停地在做出实际的政策贡献。在过去20多年里，主流经济学在不断验证和解释各种不同的假设，对经济学的批评忽略了新的研究成果和经济学已经在发生的改革，比如，行为经济学和幸福经济学的成果正在让经济学变得更人性化。

  尽管科伊尔的很多论述令人信服，也让人觉得，我们该批判的不是经济学，而是某种把经济学教条化的做法，因为经济学本身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，而这个体系与其他学科的天然联系是不可断绝的。对于社会公共性课题，经济学使用其独有的模型与数学化工具进行研究，的确能够增加我们的理解。但尽管如此，经济学与大众的隔阂依然在逐步扩大，要扭转这一现状，也许不仅需要大众认知的转变，更需要经济学家自身的改变——放弃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，像科伊尔那样，传播一种平易近人、生机勃勃、“有灵魂”的经济学。